柏克与“反启蒙运动”｜罗伯特·尼斯比特

按：作者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保守主义思想家。本文节译自其代表作《保守主义：梦想与现实》第一章《保守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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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一词，直到1830年才进入英国的政治演说。不过，早在1790年，柏克就在《法国革命沉思录》中阐明了它的哲学内涵。在思想史上鲜有一种观念体系像现代保守主义（依赖于埃德蒙·柏克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激烈回应）这样，如此密切地依赖于一个人、一个事件。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过去200年以来，保守主义的核心主题不曾变过，不过是对柏克就革命时代法国所阐发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柏克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欧洲革命，不过，这一真理还有待虔诚的传统主义者如伯纳德（Louis de Bonald）、德·迈斯特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详尽阐发。从柏克及以上诸位那里，我们了解了一种与辉格党或进步主义哲学截然相对的历史哲学；同时，我们还发现，他们阐明了封建制度和历史性结构（如父权制家庭、地方共同体、教会、同业公会以及宗教）的重要意义。在17、18世纪自然法哲学产生的中央集权化、个人主义化的影响下，封建制度以及上述历史性结构在欧洲思想史上基本销声匿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著述时很少谈及传统社会、经历史演化而来的团体以及习俗，即便谈到，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带着敌意。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个体，习俗则变得可有可无。

译注：路易斯·伯纳德（Louis de Bonald，1754～1840），法国反革命哲学家、传统主义者、政治家。

柏克改变了这种纯粹个人主义的论点，从这一点讲，他超过了任何一位思想家。尽管受到革命者和自然权利理论家的双重谴责，他的《沉思录》在18、19世纪欧洲观念的重大转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沉思录》出版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突然爆发了另一场“启蒙”（Aufklärung），其核心就是“反启蒙运动”。诸如法国的伯纳德、德·迈斯特、夏多布里昂，英国的柯勒律治和罗伯特·骚塞，德国的哈勒、萨维尼和黑格尔，西班牙的柯特（Donoso y Cortes）、巴尔梅斯（Balmes），他们的声音在西方世界引起共鸣。在美国，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罗诺克的伦道夫也发出警告和建议。这些人，不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多把埃德蒙·柏克奉为先知。

译注：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1773～1833），又称罗诺克的伦道夫。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先后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参议员，担任过驻俄大使，还担任过杰斐逊总统在众议院的发言人，在塞缪尔·蔡斯弹劾案上与杰斐逊决裂，是民主共和党内部的极端保守派——老共和派——的领袖。他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声称各州有权裁决联邦政府的法律或法规是否合宪，对于不合宪的法律，各州有权拒绝执行。

柏克的《沉思录》为何对西方思想产生了即刻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留意，欧洲在整个十八世纪滋长着一种传统主义的原则和情感。由于我们更关注伏尔泰、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人激动人心的启蒙心态，往往忽略了历史上还有这么一股针对启蒙运动高度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作用力。这股力量来自于教会及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神学家，他们仍然效忠于正统教义，而非自然宗教或自然伦理（脱胎于17世纪的自然法运动）。启蒙哲人越是高扬自然权利教义的“证悟”（Enlightment），教会大学里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越是诉诸于那些维持了上千年的欧洲传统。

在教会之外，面对启蒙运动散播的世界主义，整个西欧的历史名城和同业公会却日益转向他们本土的历史、传统、圣人、英雄、政府和工艺。诗人、作家、演员、技工和编年史家们乐意用本土素材创作，而不是前往欧洲的大都会碰运气。18世纪中叶，德国的许多地方热衷于搜罗本土方言、民间文学、艺术领域长期以来籍籍无名的创造者、远古时代的军事英雄等。整个18世纪的德国和东欧对中世纪异常痴迷，这种现象在19世纪一部分英国人、法国人那里也颇为流行。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伦敦那样，对本国施加如此大的知识影响。在地方主义盛行的德国，传统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在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地方，传统主义也不容忽视。

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柏克在《年鉴》（Annual Register，他本人的书评集）和演讲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理性主义心态（法国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的嫌恶，柏克认可卢梭的才华，但是对其道德观和政治观则大为反感。他厌恶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巴黎，在纽约、波士顿等地各有表现。柏克在英格兰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时，便站在了大不列颠的“伟大传统”一边。

译注：格拉布街（Grub Street），伦敦一条旧街，过去为穷苦潦倒文人的聚居地。

以上便是柏克本人、英国以及西欧当时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柏克在《沉思录》中直率地提出了一套保守主义哲学。在对法国雅各宾派以及立法的抨击中，没有哪个欧洲人的辩才可以和柏克媲美，在1789年，众多欧洲人的保守主义心智饱受大革命的摧残。保守派和保守主义这类词汇，到了1830年才出现于西欧，不过它的内涵早在之前就有了。

就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而言，柏克（一位虔诚的辉格党）的部分思想无疑要归功于托利党——该党历史久远并受到英王和部分贵族的青睐。柏克还是约翰逊博士（托利党人之楷模）的友人。不过，柏克写给博斯韦尔（Boswell）的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和托利党原则的关系：“周六，我和你的朋友约翰逊博士在约书亚爵士家一起用膳。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因为我们一句话、一个词、一个音节、一个标点，一丝一毫都没有提到政治。”在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混战中，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很可能意识到他们在特定问题上看法一致，在罗伯特·皮尔（译注：保守党首相、现代保守党的奠基人之一）治下，新兴的保守党融合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信条。不过，到了19世纪，英国的保守主义已经更多地依赖于柏克及其著作，而非任何一位托利党思想家。现代英国保守主义者使用“托利党”，更多的是出于矫饰而非实质。

译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亦被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著名文人，对英国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还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和忠诚的托利党人。